受这种民间道德的浸染，人们做梦都想当官，“做官”成为衡量农民生命价值的最高标准，“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成为农家子弟的人生目的。李佩甫小说中盖儿爷为成为丐帮的头儿，自己用利刃挖掉自己的眼睛，却并无怨悔，也是因为“丐爷，是讨饭的皇上”。呼天成、杨书印、吉昌林为追求权力，无不自觉自愿地付出了人性异化的巨大代价。
由于在农村亲身体验到了权力的巨大作用，乡下走出来的孩子到了城里，自然处心积虑地要当官。李佩甫的小说深刻而辛酸地展现了他们想当官的精神状态。《城的灯》中，冯家昌当兵后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起床写黑板报，拉练时背九条步枪，长年坚持打扫厕所，无非是为了得到“官”的赏识，从而当上军官，实现“进城”的梦想。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李金魁、李治国们，同样如此。生长在大李庄普通人家的李金魁，是民间苦难和屈辱地位的切身体验者，自己从小就因没吃过一块完整的红薯而在打架中被别的孩子欺负，爷爷在队长面前卑躬屈膝，在城里亲戚家赔尽笑脸、仰人鼻息，这样的经历使他无师自通地明白了追逐和拥有权力的重要性。与李金魁一样，李治国、呼国庆们所作所为的全部动机，丝毫没有现代知识者的精神立场在内，“而是对民间苦难、屈辱以及权力者居高临下地位的记忆带给他们的对权力的热衷和钻营。”
作为从农村基层走出来的作家，李佩甫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权力崇拜思想的危害与残酷。这种批判是建立在作家自己对农村状况的洞察和对都市生活的了解的基础上的。农村的寄养生活使作家了解这种思想的强大的诱惑力量，都市生活的经历又使他能在一个高的视点上剖析这种思想的危害性。在李佩甫的笔下，那些热衷于权力的男人，不仅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付出了人性沦落的代价，即便是“成功”之后，也时时处于精神失乡的焦灼、困惑状态。
二、“小处活人”的生存策略
中原大地单调恶劣的自然环境、专制文化肆虐的社会环境，使中原人对自己“小”与“败”的地位有了深刻的体认，造就了他们“小处活人”、“败处求生”的生存智慧。这种生存策略的特征就是以小求大，以退为进，以暂时的失败谋求日后更大的“成功”，更通俗一点说，是精明、圆滑、夹着尾巴做人。它规范着豫中土地上乡民的思想、行为，“渗透到人们的心灵中、血液里，最后甚至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通过遗传继承的因子，传给了一代代后人们”。
[1][2]下一页